闽江流域史前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环境影响因素

研究论文正式出版 • 版本 2 Vol 12 (1) : 68-83 2021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in Minjiang River Basi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任永青，靳建辉，左昕昕，黄运明，李志忠

REN Yongqing, JIN Jianhui, ZUO Xinxin, HUANG Yunming, LI Zhizhong

DOI: 10.7515/JEE202012

： 2020 - 05 - 10

： 2020 - 08 - 31

： 2020 - 09 - 17

1340 19 0

摘要&关键词

摘要：闽江流域是我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遗址的主要分布区之一，是我国海洋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区域内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存为该地开展史前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本文系统整理了闽江流域旧石器时代至战国—秦汉时期遗址，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与区域环境演变的关系。研究表明，闽江流域旧石器时代至战国—秦汉时期，遗址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喜高—下山—临江—向海”的总趋势。具体表现为：（1）除旧石器时期外，不同时期聚落遗址的分布与高程、坡度坡向均呈正相关。海拔分布高度逐渐降低，坡度选择以＜3°的平缓地形为主，距河距离逐渐扩大，自然环境对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的制约度逐渐减小。（2）不同阶段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既靠近水源又便于抵御洪水的河流阶地上。闽江流域上、中游多山地丘陵，受河流侧向侵蚀与堆积，形成适于古人生存的宽谷和阶地，遗址多沿河流分布；下游史前遗址的空间分布，除受到河流展布影响，还随区域海岸线变迁和海平面波动发生变化。（3）遗址数量的变化反映了古人类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其中秦汉之后遗址数量的骤降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4）闽江流域的人类活动在全新世早中期，受地形和环境因素影响，生产方式以采集、渔猎为主，耕作农业零星分布。在全新世晚期，有意识的耕作农业生产方式占据主要地位，尤其是距今2 ka之后，区域海平面逐渐趋于现代海平面，稻作农业逐渐成为该流域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

关键词：闽江流域；时空分布；环境演变；人地关系

Abstract & Keywords

Abstract: Background, aim, and scope Minjiang River Basin is one of the main distribution areas of prehistoric culture along the southeast coast of China. Abundant prehistoric cultural relics in the area provide a great deal of knowledge for research into regional prehistoric human-earth coupling relationship.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sites from the Paleolithic Age to the Qin-Han Period in the Minjiang River Basin a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in this pape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settlement sites are studied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ique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regional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is discussed. Results From the Paleolithic Age to the Qin-Han Period, there were 1658 sites in the Minjiang River bas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se sites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 dwelling - to lower elevations - living along a river - Shoreline migration”. Discussion (1)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 sites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levation and slope direc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Paleolithic Age. The settlement altitude decreases gradually and the slope is dominated by gentle terrain ＜3°. The distance steadily increases between the settlement and the river. (2) Sites of various stages are mostly scattered on the river terrace.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Minjiang River are mountainous and hilly, which are eroded and piled up by the river, creating broad valleys and terraces ideal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ancient peopl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downstream prehistoric sites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the flow of the river, but also by regional shoreline changes and sea level fluctuations. (3)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sites reflect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mong which the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sites after the Qin-Han Period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mon impac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factors. (4)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Holocene,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Minjiang River basin mainly consisted of picking, fishing and hunting. In the late Holocene, conscious farming dominated, particularly after 2 ka, regional sea level tended to a modern sea level, and rice farming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basin. Conclusions The pattern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 sites over different times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climate, which represents the response and adaptation of prehistoric human activities to the regional natural environment. Recommendations and perspectives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paleo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the Minjiang River Basin, and the sequence of prehistoric culture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making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regional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overall human-earth coupling relationship. Therefor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in the Minjiang River Basi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systematically.

Keywords: Minjiang River Basin;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human-earth coupling relationship

人地关系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在人文生态系统中的动态演变关系（王巍，2014）。一方面体现了自然环境演变对古代人类活动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在旧石器时代乃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这种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另一方面表现出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现象的把握，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改造（吴传钧，1991；刘嘉麒等，1998）。近年来，随着环境演变研究的不断深入，利用古聚落遗址开展史前人地关系的研究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典型地区进行聚落遗址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演变关系探讨已成为区域过去人地相互作用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鲁鹏，2013；夏正楷和张俊娜，2019）。我国地域幅员辽阔，旧石器时代以来的遗址分布十分广泛，史前遗址的分布与区域环境密切相关，选择空间数据管理和分析的地理信息系统工具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是研究人类演化、迁徙和扩散的重要手段（刘岩，2017）。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人员基于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对不同区域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区域人地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美国密西西比河下游全新世时期的河流地貌演化是影响当地史前人类聚落分布和人类活动的主要因素（Kidder et al，2008）。史前埃及和苏丹北部地区聚落遗址时空分布规律揭示了气候变化是影响该地区人类活动的重要原因（Turney and Brown，2007）。特别是在我国的东北、华北、黄淮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均开展过史前人地关系的相关研究（莫多闻等，1996；黄润等，2005；韩茂莉等，2007；董广辉等，2016；姜佳奇等，2016；王春玥等，2017；郑洪波等，2018；Xu et al，2019；Wu et al，2020），结果显示：全新世史前聚落选址受地带性环境因素制约，其中环境演变和气候变化是影响区域人类遗址分布和活动的首要因素。尤其是{王春玥, 2017 #115;姜佳奇, 2016 #114}在东部滨海平原区海平面变化控制下的地貌演化过程是影响遗址时空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郑洪波等，2018）。以上研究为探讨区域史前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不同区域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与环境演变的耦合关系存在差异（吴文祥和刘东生，2002；吴文祥等，2018），要想理清不同区域的人地耦合过程，有必要针对不同区域的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闽江流域是史前先民们交往频繁的地区，交往频繁必然带来诸多文化交融和积淀，从而逐渐形成丰富的文化遗存（陈存洗，2002），已有的研究针对闽江下游沿海地区以及福州盆地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郑卓等，2011；Rolett et al，2011；乐远福等，2016；Jin et al，2019），但对闽江全流域范围内的史前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及其与环境演变特征之间的关系还未做过系统研究。古环境演化研究的薄弱和史前文化序列的不完善给区域文化发展和整体人地关系的研究带来困难（林公务，2003），因此本文系统整理了闽江流域史前聚落遗址信息，统计并分析该区域旧石器时期至秦汉以来的聚落遗址的时空变化特征，并与区域地貌演化、海平面变化特征对比分析，探讨区域史前人地关系演化过程。这对研究闽江流域内古人类活动分布范围与环境变化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为区域人类文化的发展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1 研究区概况

闽江是华南地区的主要河流之一（图1），它发源于福建西部的武夷山脉，上游是建溪、沙溪、富屯溪三大主要支流，在南平附近汇入闽江干流，沿途有尤溪、大樟溪等支流并入，最终向东汇入台湾海峡（王绍鸿等，1990）。闽江全长577 km，流域面积6.1万km²，约占福建全省面积的一半。流域范围为116°23′—119°35′E，25°23′—28°16′N，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光照、热量、水分条件优越，雨热同期。多山地丘陵，坡度大，在这种地形结构下，增加了自然景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第四纪以来该研究区以断块的升降运动为主要形式，并经河流的冲蚀在山地中形成了众多的山间盆地（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1；汤云等，2019）。流域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上游水系发达，森林茂密，含沙量与年输沙量少，河床坡度大，水流湍急；建阳—建瓯—三明一带河谷两岸的丘陵，同时夹杂发育着河谷平原，新构造运动强烈，地壳以上升运动为主，河流下切作用明显，降水的季节变化使中游成为闽江水位变幅最大的河段；下游福州盆地四周被群山环绕，坡降变小，江面开阔，河水流速减缓，沉积作用显著。本区既有优质的土壤，又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是史前人类主要依赖自然直接提供生活资源生存的理想栖息之地（陈存洗，2002）。

图1 闽江流域区位图

Fig.1 Location of Minjiang River Basin

2 材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1）聚落遗址数据的获取。本文研究的遗址点基础信息主要来自《中国文物地图集·福建分册》（上下二册）以及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和发掘报告（国家文物局，2007），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福建省境内已知现存的聚落遗址数据，本研究统计的史前聚落遗址信息包括遗址所属单位、名称以及遗址点的相对地理位置等要素，利用在线地图经度纬度查询工具获取各遗址的具体坐标，使用Excel保存并统计数据，共检索和统计史前聚落遗址点1658处，各时期遗址点数量分布见表1。受前期研究条件的限制，研究区境内多数遗址缺乏绝对年龄数据，但根据已发布的年代数据及发掘出土的考古遗物和遗迹综合分析，可将闽江流域聚落遗址的时代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旧石器时代（50.0—10.0 ka）、新石器时代（10.0—4.0 ka）、青铜时代（4.0—2.5 ka）的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时期和战国—秦汉时期（下限划定在距今约1.8 ka）（吴春明，1997；林公务，2003，2012；陈子文和李建军，2008；范雪春，2012）。

表1 闽江流域史前聚落遗址数量统计

时期 Period	遗址数量 Sites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旧石器时代 Paleolithic Age	9	0.6
新石器时代 Neolithic Age	40	2.4
青铜时代 Bronze Age	1579	95.2
战国—秦汉时期 Warring States to Qin-Han Period	30	1.8

（2）基础地理数据DEM的获取。在目前的地理学研究领域中，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研究还处于宏观尺度下，由于资料的限制，一般使用现代地理环境研究史前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现代地理环境特征与史前聚落虽然存在时代上的差异，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杨瑞霞，2009）。本文选取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提供的福建省SRTM DEM 90 m分辨率原始高程数据作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并在福建省标准地图服务网下载带有审图号的地图作为底图使用，通过ArcMap 10.3运用GIS技术进行矢量化分析。

2.2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主要从垂直空间分布（遗址随高度、坡度和坡向变化的分布特征）和水平空间分布（遗址距离河流远近的平面分布特征）两个方面分析闽江流域旧石器时代至战国—秦汉时期聚落遗址的分布特征。

将Excel表格中各时期聚落遗址点的经纬度坐标转化为所需要的相应X—Y坐标；在ArcMap中建立空间数据库，设置坐标系，导入聚落遗址Excel表格并转栅格，将所获取的DEM数据导入并利用ArcToolbox中的工具对DEM数据进行拼接、几何校正、图形裁剪以及河流提取等处理；搭配颜色、注入要素、布局视图、导出各时期的遗址时空分布图；最后对各个遗址所处高程、坡度坡向以及河流近邻分析等属性数据进行统计（郑朝贵等，2008；汤国安和杨昕，2012）。

3 结果分析

研究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大陆石器文化与南岛石器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带（郑卓等，2011），同时也被认为是福建地区早期人类频繁交往的地区，发育有丰富的古人类聚落遗址（图2）。总体来看，研究区史前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与区域地貌环境要素密切相关，能够反映出古人选址传统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响应和适应过程。

图2 闽江流域史前遗址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prehistoric sites in Minjiang River Basin

3.1 闽江流域聚落遗址分布概况

福建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过程与北方史前文化具有一定差异，文中所提及的福建秦汉时期以前均属于史前文化的范畴（林公务，2012）。

研究区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主要发现于流域上游的河流阶地和山区。流域内已知遗址共9处，多数分布在三明市和龙岩市，下游地区目前暂未发现旧石器时期遗址。现存遗址的年代学数据显示，区内旧石器遗址年代多数处在50—30 ka，大约对应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MIS3）。其中经过系统发掘整理的遗址包括永安的黄衣垄遗址和清流的狐狸洞遗址。黄衣垄遗址是区域内迄今发现最早的聚落遗址（范雪春，2012），其年代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过渡阶段。另外在清流县狐狸洞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30—10 ka前的有明确地点和地层层位记录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这些发现对探索福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董兴仁和范雪春，1996）。旧石器晚期遗址的存续阶段与全球气候变化背景存在密切联系，研究显示，包括福建在内的华南地区在MIS3阶段的气候变化幅度较华北地区和全球平均变幅要低，因此，整体温和湿润的气候可能是区域旧石器遗址在该时段集中出现的主要原因。

新石器遗址存续期大约对应全新世早中期，该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类活动范围从闽江上游地区扩展至闽江下游，其中奇和洞遗址是含有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连续性地层和文化序列的洞穴类遗址，因此也被称为研究区内至今所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范雪春等，2016），并在下游地区发展出空前繁荣的昙石山文化（该文化是福建地区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该时期遗址迄今共发现约30处，主要分布在闽江中上游的三明、龙岩和南平地区（包括浦城县、武夷山市、光泽县、邵武县、建阳市和松溪县等地）以及闽江下游的福州盆地，可以初步划分为西部内陆山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并可大致梳理出它们各自的文化发展序列。这两大区块同以闽江干流起点（南平市）为界形成的东、西两个自然地理区域的分界线基本吻合。在文化面貌上，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各具特色。西部地区由于地缘上联结内陆，因而在其文化内涵中显示出较多的同赣北浙南等地区文化相似的因素（林公务，2003）。东部沿海地区面向海洋，又受到闽中地区山脉所造成的地域分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其文化内涵中则显示出更深厚的地域特色——海洋文化（林公务，2012）。过去几十年的考古研究工作中，针对闽江下游地区的研究持续时间最长、研究最为完善，系统发掘的遗址最为丰富，因此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新石器文化序列（吴春明，1990），主要包括壳丘头文化—昙石山下层文化—昙石山文化—黄瓜山文化—黄土仑文化，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该区早期海洋文化提供了丰富的遗物和史前文化遗存。

青铜时代大约对应于罗马暖期。该时期聚落遗址分布最广，全流域范围遍布，已发现的聚落遗址数量达到1579处。青铜时代的温和气候以及该地独特的湿润条件使得先民们的活动范围逐渐得到扩展，农业的发展以及国家文明社会现象的起源（如礼乐制度）促使聚落遗址遍布整个闽江流域甚至扩展到周边的晋江、九龙江和汀江流域（吴春明，1997），分布密度较前期大为增加。该时期聚落遗址的选址不仅局限于水源，随着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丘陵、高地也逐渐成为先民开展生产活动的选择范围。

战国—秦汉时期遗址主要集中在闽北的浦城县、武夷山市、光泽县、邵武县、建阳市和松溪县等区域。尽管有研究显示全球尺度的几个气候突变事件是影响我国朝代更迭的主要因素（Zhang et al，2008），但该时段内的人为因素是影响区域聚落遗址分布的绝大因素。自青铜时代开始，福建地区持续受到越国、楚国和西汉王朝的政治文化影响，开始了中原化的过程。战乱频发、动荡不安，尤其在公元前110年被西汉灭国后，南岛语族的大部分贵族被举族内迁，境内出现大面积空白区。汉以后，北方战乱迭起，中原地区人民大批南迁到社会环境相对比较稳定的福建，促进了本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文物局，2007），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聚落遗址，各地有零星发现，该时期的聚落遗址目前仅发现有30处，主要集中分布在上游地区的南平和龙岩，闽江河口处也有少量分布。

3.2 史前聚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

以GIS空间分析技术为手段，对闽江流域史前聚落遗址人地关系时空演变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可以获得聚落遗址与自然地理环境的量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聚落形成、发展及演变对自然环境的响应（郑朝贵等，2008）。

（1）高程分布特征

遗址高程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江河水位变化的重要反映，根据每个遗址现在所处的海拔高度可得出相应时期人类活动高程范围。在现有数据（图2）的基础上运用多值提取至点工具，通过空间查询、数据统计等功能，提取不同高程值上的遗址数。根据我国地貌类型划分标准及闽江流域海拔特点把研究区高程分＜100 m、100—200 m、200—500 m、500—1000 m、＞1000 m五个级别（王春玥等，2017），并按照不同高程分级统计不同时期聚落遗址随高程变化（表2）。

结果显示：旧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点主要分布在100—1000 m高程范围。其中，在200—500 m分布最多，占该时段聚落遗址总数的44.4%；其次，在100—200 m高程范围的占33.3%；而在0—100 m范围尚未发现人类遗迹。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点较均匀地分布在前三个高程范围（表2），0—100 m高程范围的遗址点占比最大，达35%，100—1000 m高程范围的遗址点数量较前期都有所下降。青铜时代聚落遗址点数目剧增且在各个高程段内均有分布，与前期相比，＜200 m的高程段内遗址点占比减小，＞200 m的各段内皆增加，其中在高程200—500 m最为集中，占该时段遗址总数的61.7%，此时期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展到＞1000 m高程段。战国—秦汉时期聚落遗址数目减少，集中分布在100—500 m范围，所占百分比达83.3%，而在＞1000 m高程没有发现人类遗址。整个研究时期聚落遗址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高海拔地区和常受洪水等灾害影响的地势低洼地区，集中分布在100—500 m范围的河流低阶地和低丘陵区。

表2 不同高程范围内遗址数量统计表

高程 Altitude/m	旧石器时代 Paleolithic Age		新石器时代 Neolithic Age		青铜时代 Bronze Age		战国—秦汉时期Warring States to Qin-Han Period
高程 Altitude/m	个数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个数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个数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个数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0，100）	0	0	14	35	71	4.5	3	10
[100，200）	3	33.3	11	27.5	299	18.9	10	33.3
[200，500）	4	44.4	13	32.5	974	61.7	15	50.0
[500，1000）	2	22.2	2	5.0	227	14.4	2	6.7
[1000，最大值） [1000, maximum）	0	0	0	0	8	0.5	0	0

（2）坡度坡向分布特征

区域内遗址点坡度坡向的变化分布，是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程度和对资源利用强度的真实反映。分别利用坡度、坡向工具计算DEM数据中各像元的坡度、坡向值，生成地图后用多值提取至点工具取值并对其分类统计，分析聚落分布与坡度、坡向的关系。一般而言，地势平缓、坡度较小的区域更适宜人类生存。借鉴前人提出的分级方法并结合研究区地势特点（张棠棣等，1984；毕硕本等，2013），对坡度进行分级：平地（＜3°）、缓坡（3°—7°）、中坡（7°—15°）和陡坡（＞15°）四种类型。利用基础等高线数据，按照上述分级对各时期遗址点进行统计（表3），并得到以各坡向范围内聚落遗址数为坐标轴绘制的雷达图（图3）。

结果显示：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不同坡度带内均有分布，其中在＜3°坡度范围分布最多，且多数遗址分布在北西、北东坡向。在生产力低下的旧石器时代，生产方式主要以渔猎为主，同时古人类倾向利用天然居住场所而坡向因素考虑较少，聚落遗址形式以洞穴和旷野遗址为主。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在＜3°坡度的平地分布最多，占57.5%，而在＞15°的陡坡环境无人类活动，且聚落的选址开始转向阳光充足、降水丰沛的南坡，说明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把适宜的坡度和坡向作为聚落选址的条件之一。青铜时代随着古人类对环境适应性的增强，分布在平地的聚落遗址数量仍然最多，为33.2%，但较前期下降约20%，分布在缓坡和中坡的数量百分比上升，分布在＞15°坡度带的聚落遗址数量达到阶段峰值，约占10.9%，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类在适应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自然，更好地利用自然条件优越的南坡，同时这种喜高居住的特征可能与沿海地区先民的生活传统有关（Jin et al，2017）。战国—秦汉时期古人类聚落选址倾向较低坡度带的南坡，分布在平地的遗址数量最多，占46.7%，其次是缓坡（3°—7°），占40%，可见此时期人类选址更趋向于地形平坦地区，便于出行、取水和农业生产等。从整体上看，除旧石器时期外，不同时期的聚落大部分选址在低海拔的南坡向，而不同时期的分布情况又有所差异。

表3 不同坡度范围内遗址数量统计表

坡度 Slope/(°)	旧石器时代 Paleolithic Age		新石器时代 Neolithic Age		青铜时代 Bronze Age		战国—秦汉时期Warring States to Qin-Han Period
坡度 Slope/(°)	个数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个数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个数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个数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0，3）	5	55.6	23	57.5	524	33.2	14	46.7
[3，7）	1	11.1	6	15.0	414	26.2	12	40.0
[7，15）	1	11.1	11	27.5	469	29.7	4	13.3
[15，最大值） [15, maximum）	2	22.2	0	0.0	172	10.9	0	0.0

图3 不同坡向范围内遗址分布雷达图

Fig.3 Radar map of site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slope directions

（3）河流缓冲区分布特征

古人类聚落选址应当考虑与河流的关系，遗址距河岸距离的远近，反映了先民对水的利用程度和旱涝情况对人类居住地选择的影响（郑朝贵等，2008）。利用DEM基础地理数据，将各级河流合并，并用近邻分析工具分别计算四个时期遗址与流域的最近距离，以1 km为步长，对该距离值进行分级统计（图4）。

结果表明：旧石器时代在距河流3 km以内的区域聚落遗址点最多，达到66.7%，其次是距河流10—15 km地区，遗址数量占到22.2%，在3—10 km范围无遗址点分布，整个时期聚落遗址点距离河岸最远距离为19 km。通过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在旧石器时代，人类聚落主要分布在距河3 km范围内。另外研究区范围内河网密布，洞穴遗址周边一般均存在小型河流，一些流量较小的河流可能在90 m分辨率的数字地形图中得不到体现，这可能是得出以上结果的主要原因。旧石器晚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人类应当不能摆脱对周围环境的依赖，这也能合理解释为什么3—10 km范围内无遗址分布，而10—15 km范围内却存在人类聚落遗址。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特征与旧石器时期相比，在距河流3 km以内的区域聚落遗址点最多，达52.5%，距河流3—10 km聚落数量增多，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促使聚落遗址沿河流分布。这也能间接说明生产力水平较前期得到较大发展，人类活动的范围从小于3 km扩展到3—10 km。青铜时期聚落遗址分布特征延续沿河分布的特点并有进一步扩展。在4.2 ka气候突变事件之后，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了文化的衰退，闽江流域的史前文化也不例外，古人类的迁徙或衰亡，促使流域范围内出现了文化的更迭（从已有的科学考古年代数据看，或与考古文化有200—300年的偏差，这需要进一步的科学测年结果）。之后，聚落遗址以河流为中心并进一步向外扩展分布，其中28.2%的聚落分布在距河流15 km之外的区域。战国—秦汉时期聚落遗址主要分布在距河流3 km以内的区域，占76.7%，5—10 km缓冲区内聚落遗址最少，仅占3.3%。取水方便、光照充足的河流阶地为人类的生活和农业生产提供了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人类居住地的首选。从以上分析可发现，从旧石器晚期至青铜时期，古人类聚落遗址空间分布表现为以河流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的特点。

图4 河流缓冲区内聚落遗址统计图

Fig.4 statistics of settlement sites in river buffer zone

4 史前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与环境演变

史前时期，由于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受控于自然环境，尚不能摆脱对周围环境的依赖（刘嘉麒等，1998）。气候变化和环境变迁是一把双刃剑（王绍武，2011）。一般认为，气候突变会破坏原始居民的生活环境，甚至使之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才能发生农业革命，当然也包括人口增长的影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文明社会一定不是始终在气候条件优越的环境中成长的。目前的研究距离系统认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气候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本研究针对几个特殊时段，展示了人类活动对闽江流域环境变化的响应。

旧石器时代研究区内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遗址数量偏少，且多数通过出土石器的特征以及相对出土地层进行年龄判断，缺少科学测年数据。已有的年代学数据显示，福建旧石器遗址的存续期主要集中50—30 ka（大约对应MIS3阶段），少数分布在距今30—10 ka，遗址数量和分布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末次冰期气候影响。MIS3阶段是寒冷干燥的末次冰期出现的小间冰阶，此时期我国气候较为温和湿润（施雅风和于革，2003），闽东地区对应于相对高海平面时期，孢粉组合指示了周边地区茂密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以及较为温暖的亚热带气候（于俊杰等，2021），这一结果与我国南方石笋δ¹⁸O的记录的较强夏季风相对应（Wang et al，2001）。温和湿润的气候环境为古人类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丰富的食物和广阔的生存空间。

旧石器晚期（30—10 ka）对应于末次盛冰期（MIS2）阶段，处于低海平面期，东亚夏季风减弱，气候逐渐转冷，森林植被及气候带也南移，并进一步影响到生态系统（郑秋凤等，2014）。然而闽江流域属亚热带气候区，本区山地仍然被亚热带阔叶林所覆盖，气候略微转冷和变干，气候变化的幅度要小于中亚热带地区。本研究区与内陆地区气候变化幅度略有差异，原因在于北东—南西走向的武夷山脉是分割福建与赣北浙南的主要屏障，高山的阻隔使得北来的冷空气对该地的影响显著降低，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范围仅限于上游地区，择高地而居，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典型的南方砾石工业为主，靠采集和渔猎为生（陈子文和李建军，2008）。

进入全新世后，人类开启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对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的制约度逐渐减少，聚落遗址数量也随全新世气候波动转暖而逐渐增加，同时气候突变是影响文化兴衰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闽江下游史前文化的交替和更迭界限较好地对应了若干次全球性的气候突变事件（表4）。以闽江下游为例，全新世初，气候转暖，气温回升，东亚夏季风逐渐增强，降水量也开始增加（王绍武，2009）。海平面随之稳定上升，闽江流域面积逐渐扩大，海岸线不断向内陆推进，约7.5 ka时海水进入福州盆地（曾从盛，1991；Jin et al，2018），闽江下游地区受到海侵影响，除部分高地出露海面外，大部分区域为浅海沉积环境（Rolett et al，2011；乐远福等，2016）。该时期对应我国北方的裴李岗文化期，表现为农业的迅速发展，但均以耐寒型作物为主（李中轩等，2013），说明气候条件并不十分优越，气候刚刚进入暖期。

7.5 ka后进入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更加暖热潮湿，为高海面阶段，是下游几乎没有人类活动轨迹的主要原因（曾从盛，1991；王绍鸿和吴学忠，1992）。而上游地区尚未发现遗址，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该时期遗址数量总体比较少；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闽江上游的考古工作远不如闽江下游开展的多，可能导致上游存在的遗址尚未发现。直到6.5 ka后，闽江下游才出现第一个新石器文化——壳丘头文化，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先民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在6.0 ka时海平面达到高峰值，约4 m（图5），渔猎依然是该文化的主要生产方式（吴小平，2003），未出现规模化的农业生产（范雪春等，2009）。此阶段对应北方繁荣的仰韶文化期，出现大规模的原始氏族公社聚落，农业成熟发展（李中轩等，2013）。同时，浙南地区狩猎也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吴立等，2012）。这也说明当时的文化中心处在现今的陕西关中、山西南部和河南大部分地区，华南广大地区暖湿的气候条件便于古人类获取食物，没有促使他们产生农业革命，出现新的文化。

5.5 ka事件是全新世气候由暖湿向冷干转变的标志。5.5 ka事件以来东亚冬季风加强，气温下降，降水减少，在4.6 ka前后达到峰值后又逐渐回升（王绍鸿和吴学忠，1998；吴文祥和刘东生，2002）。该事件与福建沿海区域的海平面波动相对应，在该时段出现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相对低海面阶段（图5）（曾从盛，1991，1997；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2014未发表数据）。考古成果显示，5.5 ka以来，闽江上游地区的古人类活动继新石器初期奇和洞遗址后缺失又再现，例如牛鼻山、岩仔洞、葫芦山遗址（郑辉，1996；付琳等，2016；王晓阳等，2018），生产方式仍以采摘和渔猎为主。在闽江下游的福州盆地出现了昙石山下层文化，其生业形态最初可能是山海资源开采并重，之后在长期的定居生活中渐次步入渔猎—农耕经济，但仍兼具山海特色（林公务，2012；田新艳，2002）。约5 ka左右，昙石山文化出现，昙石山时期的文化遗址主要呈现环状分布在福州盆地边缘区域的西北角和河口区，这也说明该时期海水占据福州盆地主要区域，遗址主要分布在盆地边缘以及盆地中间出露水面的岛状地貌单元上，比如典型的昙石山遗址、庄边山遗址、白头山遗址、横屿遗址和黄岐屿遗址等（林公务，2012；温松全等，2016）。以上遗址的命名地也可间接反映出该阶段的古人类聚落为什么选址在现代地貌中表现为低山和高丘陵的区域上。尽管昙石山文化已经可能出现水稻种植，但广布的山地使农业发展十分局限（蔡保全，1998；钟礼强，2015），海水的侵入，使得该时段古人类活动仍以海洋文化为特色并促使远洋航海活动的出现（Rolett et al，2011）。同时段对应于长江南岸的松泽、良渚文明，已成为稻作农业传播地之一（朱丽东等，2011），良渚文化之后受气温影响，遗址数量显著减少，文化发展又出现衰退迹象（郑洪波等，2018）。这对研究闽台区域人地关系以及华南地区与南岛语族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孢粉记录也反映了浙闽丘陵地区全新世早期较为温暖的气候，中期略有降温（乐远福等，2016），这一结果较好地对应于全新世东亚冬季风强度的变化（图5）（Yancheva et al，2007）。而5.5 ka的北方中原地区，降温直接导致粮食减产，大大增加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重要的变化表现为仰韶文化逐渐被龙山文化所取代，社会开始酝酿变革（吴文祥和刘东生，2002）。这表明了该气候突变事件影响史前文化的兴衰，且在不同地区的表现特征存在区域差异。

表4 闽江流域新石器遗址文化年代序列表

文化时期 Cultural period	闽江上游 Upper Minjiang River	闽江下游 Lower Minjiang River
10.0—7.7 ka	奇和洞遗址 Qihedong site	？
7.7—6.5 ka	？	？
6.5—5.5 ka	？	壳丘头文化 Keqiutou culture
5.5—5.0 ka	牛鼻山文化 Niubishan culture	昙石山下层文化 Tanshishan lower culture
5.0—4.3 ka	马岭类型、葫芦山文化 Maling type and Hulushan culture	昙石山文化 Tanshishan culture
4.3—3.5 ka	葫芦山文化 Hulushan culture	黄瓜山文化 Huangguashan culture

图5 闽江流域研究区环境背景

Fig.5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map of Minjiang River basin study area

a：湖光玛珥湖沉积磁化率（Yancheva et al，2007）；b：湖光玛珥湖Ti含量（Yancheva et al，2007）；c：全球海平面变化曲线（Lambeck et al，2014）；d：闽北海平面变化曲线（曾从盛，1991，1997）。a: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of Huguang Maar Lake (Yancheva et al, 2007); b: Ti content in Huguang Maar Lake (Yancheva et al, 2007); c: Global sea level change curve (Lambeck et al, 2014); d: Sea level change curve in Northern Fujian (Zeng C S, 1991, 1997).

青铜时代相当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时期，该时期农业的发展、国家文明社会现象的兴起、人群迁徙、浙南江西区域的扩散等是促进遗址数量增加的组成因素（吴春明，1997；林公务，2003）。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人类健康及社会的冲突，但是很难区分环境和人类活动对过去文化的影响。依山吻海面江的地貌特征，为先民们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生活空间。人地关系的文化发展与环境条件促使此时期人类活动区域迅速扩大，遗址多处于江边或河流附近的山丘或台地上，既可避开洪水与野兽等的袭击，又可充分接收阳光以及获得水源，这样的选择是先民们对生存环境的主动适应。青铜工具已经应用于农业生产，提高了土地的开发能力（卢建一和王犹升，1988），闽江流域由于相对比较容易获得食物资源，采集、狩猎和捕捞业自然成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常浩，2009），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的产物，这也是闽江流域史前文化生产力较为落后的主要影响因素。

战国—秦汉时期遗址数量的变化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显示了人类的脆弱性。战国初期，气候温暖湿润；战国中后期即2.3 ka左右，气温下降，气候温凉，极端寒冷事件不断出现（陈业新，2007；葛全胜，2011）。社会处于分散的氏族部落阶段，常年战乱导致聚落遗址迅速减少，直到秦朝统一后，该地区经济文化在原有基础上才有了较大进步（国家文物局，2007）。汉朝时期是我国自然环境变幅较大的时期（王绍武，2005），西汉气候温暖湿润，但降水状况波动比较频繁，东汉时期气候转冷。尽管不同研究人员重建的海平面变化曲线存在差异（曾从盛，1991，1997；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2014未发表数据；Lambeck et al，2014），但基本认为在约2.0 ka海平面高度趋于现今海平面，海水逐渐退出闽侯盆地，一些低洼地带形成湿地浅沼，为当地进行水稻种植创造了合适条件。孢粉组合中水稻花粉占主导，进一步证实了闽江下游平原可能出现了较大面积的水稻种植（Yue et al，2015）。

5 结论

通过系统整理闽江流域旧石器时代至战国—秦汉时期1658处遗址，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对闽江流域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不同时期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与环境演变存在密切关系，反映了史前人类活动对区域自然环境的响应和适应过程。具体表现为：

（1）旧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聚落遗址的选址特征表现为：海拔分布高度逐渐降低；坡度选择以＜3°的平缓地形为主并倾向于南坡向；距河距离从＜3 km到＞10 km逐渐扩大；居住场所由以洞穴和旷野遗址为主转向于山麓地带或河流阶地，聚落选址遵循既靠近水源又便于抵御洪水的原则。

（2）闽江流域聚落遗址的分布呈现出从上游逐渐向下游扩散的趋势。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上游支流附近，人类活动范围尚未涉及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逐渐延展到下游，到青铜时代聚落遍及整个流域。石器时代以来遗址点数目逐渐增加，到青铜时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促使聚落遗址呈现爆发式增长，战国—秦汉时期自然和社会环境共同影响致使遗址数量减少。

（3）闽江下游的旧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受控于区域地貌演化。旧石器晚期（30—10 ka）全球气候干冷，古海岸线远离福州盆地，该时期古人类活动可能集中在便于采集食物的流域上游的山区或便于渔猎的河口区。全新世以来区域海平面频繁升降，导致沿海地区发生多次海侵，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多分布在高于现今海平面的低丘陵或孤立岛屿上。全新世晚期随着气温降低，海岸线逐渐后退，在2 ka左右接近现今海平面，闽江下游盆地逐渐成为主要的人类活动区域。

致谢：

写作过程中得到李志星、张文静、邱俊杰等同学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致谢

Jin J H, Huang Y M, Zhang Y, et al. 2019.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ages of the Hengyu sit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in the Fuzhou Basin, South China [J]. Journal of Quaternary Science, 34(7): 548–557.